鼎东策略红岩精神与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的关系

红岩精神与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的关系

刘志平

　　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川东、川康地下党人，是否是红岩精神的实践主体，学术界认识分歧、社会上认识模糊。

　　但查阅档案，我们看到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英烈中很大部分经历了抗日战争斗争的洗礼，其本身就是南方局领导下的川东、川康党组织共产党人；而1946年及以后入党的这部分烈士，是在前一批共产党人的教育和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是红岩精神的继承人。烈士们在狱中的斗争，正体现了红岩精神“崇高的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信念，巨大的人格力量，浩然的革命正气”和“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因此，他们都是红岩精神的实践者。

　　南方局领导所辖省区党组织共同完成了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赋予南方局的使命，包括三个方面：1.代表中共中央直接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交涉，维系国共合作；2.由董必武、凯丰、吴玉章组成重庆党报委员会，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喉舌和代言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3.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

　　代表中共中央直接与国民党当局协商、谈判，主要是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南方局领导层面的革命实践。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文化工作、军事工作、党的建设等，则是由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十省区各级党组织共同完成的。

　　在党的建设方面，1938年南方各省党的组织恢复和重建以后，根据党的任务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各省区在南方局领导下贯彻执行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调整、健全和加强省、特委领导机构，继续发展党的组织。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各省区党组织贯彻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要求，划小领导机构、建立平行组织、实行单线联系，深入社会，扩大群众基础。其间，尽管皖南事变、南委事件和桂林七九事件对广东、广西、江西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但广大共产党人仍然英勇奋斗、扎根社会。为保卫党的组织，谢育才、苏蔓等省级领导干部，或忍辱负重，坚持斗争，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到抗战胜利，南方十省区除江西以外，省一级组织大都保存下来，南方局所辖省区共产党员达10余万人。

　　在群众工作方面，根据南方局和各省区地下党组织工作任务分工，“上层的公开的统战工作由南方局同志出面做。各省、区主要侧重秘密地做中下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群众工作是各省区地下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尤其是1939年国共关系逆转以后，南方各省区党组织把贯彻执行国统区十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要求，变成深入社会，团结、影响和组织群众的过程，开创了党在国统区群众工作的新途径。到1944年，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活动逐渐复苏，成都、重庆、武汉、西安、长沙、云南、湖南等地，先后成立了“民青”“新青”“新联”“工盟”等党的外围组织。以云南“民青”为例，到云南解放时，仅云南一省，民青盟员就达5000多人。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各地民青盟员在城市学生运动中发挥了核心骨干作用，留在云南的大批民青盟员还参加了农村武装斗争，成为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和游击根据地的骨干。

　　在统战工作方面，各省区党组织积极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配合南方局开展对国民党左派、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进步文化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宗教界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和海外华侨以及国际人士的统战工作。例如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为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同情与支持，也由于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打压，民盟决定在香港创办机关报。对此，周恩来先后于7月1日和7月24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驻香港负责人廖承志，指示予以支持。廖承志派《华商报》社长范长江经常与梁漱溟联系，给予包括经费在内的多方面支持。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正式出版。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业已在重庆成立，公布了同盟的纲领和宣言。在对川、滇、粤、桂等地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中，相关省区党组织也积极予以配合和帮助。

在中央大学据点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中大新闻社是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新闻社团。图为中大新闻社成员与《大公报》部分职工合影

　　在文化工作方面，南方局领导各省区市党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以重庆、桂林、昆明、香港等城市为抗战文化中心，“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一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文化统一战线”。党组织在孤岛上海、广东曲江、港澳和湖南等地开展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在广西、成都、昆明开辟和建立文化工作阵地，推动各种民间抗战进步文化团体成立，并派出党员进入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主持的文化团体，团结其中进步文化人士共同开展活动。作为党在国统区的喉舌和代言人，《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除在重庆设立总部外，在广州、长沙、成都、昆明、桂林等地都设有发行部或分销处。由我党主导的《救亡日报》远销湘、粤、赣、云、贵、川，乃至香港、南洋一带。

　　在军事工作方面，湘、桂、滇、黔、闽粤赣边等地抗日武装是在南方局领导下，由相关省区组建和发展壮大起来的，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也为解放战争增添了武装力量。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桂林办事处、贵阳交通站、香港办事处、韶关办事处、驻湘通讯处、衡阳办事处，也分布在所辖区域相关省区。

　　南方局成立以后，先后发生了1940年鄂西事件、成都抢米事件，1941年皖南事变，1942年南委事件和桂林七九事件。鄂西事件中被捕的何功伟，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中共鄂南特委书记等职，1941年11月17日在湖北恩施牺牲；成都抢米事件中被捕牺牲的罗世文是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是川康特委军委委员；南委事件中被捕并牺牲在狱中的张文彬是南委副书记，李大林是粤北省委书记，廖承志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越狱向南委报警的谢育才是江西省委书记；桂林七九事件中牺牲的苏蔓是广西省工委副书记、罗文坤是桂林市委书记兼广西省工委妇女委员会主任、张海萍是南委驻广西交通员……他们都是南方局领导下各省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和重要领导干部。

　　1940年冬至1941年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党疏散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到香港、新加坡一带。这些人到香港后，党中央和南方局即指示香港办事处，团结在港文化人士，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开展抗日爱国民主宣传工作，争取海外广大侨胞的支持和同情。同时，南方局派张友渔、范长江、夏衍、胡绳等一批党内文化骨干前往香港协助廖承志工作。

　　1941年12月25日，日本占领香港，大肆搜捕抗日人士。日军进攻港九当天，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要多方设法保护相关人士撤离。在廖承志、连贯、刘少文、林萍、张文彬及香港办事处、南委、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的精心组织安排下，8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滞留香港的国民党官员及其家属，百余名滞留香港英军官兵及美、印、荷、比等国侨民脱离虎口。这次行动，营救人数众多，足迹遍及11个省区，行程万里以上，各级地方党组织以及武装部队、统战组织都动员了起来，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文化抢救工程”。除营救行动本身以外，所有的营救经费均由南方局提供。

　　可见，中央赋予南方局的重大使命是在南方局领导下，由南方十多个省区各级党组织共同完成。这其中，包括川东、川康党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的川东地下党组织是南方局时期川东党组织的继续和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的川东、川康地区党组织，是自抗战以来中共四川省党组织恢复重建后的继续和发展。

　　以川东地下党组织为例。1938年1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恢复重建。此时，四川省地方党组织隶属长江局领导。1938年11月下旬，为贯彻执行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长江局决定撤销四川省工委，在成都、重庆分别成立川西特委（后改为川康特委）、川东特委，罗世文任川康特委书记，廖志高任川东特委书记。

　　1939年1月南方局成立后，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受南方局领导。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继续发展党员，到1939年10月，有党员3600多名。1940年1月，南方局决定川东特委不再兼重庆市委，成立由川东特委领导的新一届重庆市委。

　　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党组织迅速收缩，市委下属各区委逐步撤销。同时，南方局决定川东、川康地区党组织进一步划小领导机关的工作区域，从川康特委所辖区域划出两块，分别成立川南特委和川北特委。1942年初，市委领导成员先后全部调离，川东特委改组重庆市委，王璞任书记，彭咏梧、何文逵为委员。1943年9月，廖志高调回南方局，川东特委撤销，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成立，直属南方局领导。

　　1946年3月，南方局为加强重庆的工作，成立了新一届重庆市委，王璞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何文逵、骆安靖为委员。市委的工作重点是，清理和恢复各地失散的组织关系，着手发展新党员，逐步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组织。4月，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吴玉章任书记，领导云贵川康四省工作。重庆市委由四川省委领导。5月，南方局东迁南京改称南京局。南京局委员、组织部长钱瑛负责领导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

　　1947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重庆市委与上级的联系中断。4月，市委派刘国定赴上海，与钱瑛取得联系。钱瑛指示由重庆市委书记王璞负责清理川东各地党组织。5月，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为上海局，钱瑛为委员，负责领导云贵川康等省以及北平（南系）的工作。

　　9月，王璞到上海向钱瑛汇报工作。10月，根据钱瑛指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成立，王璞任书记。同时，重庆市委改组为重庆市工委，领导重庆市区、江北县、北碚区以及贵州思南部分地区的党组织。

　　这一时期，根据上海局放手开展工作的指示，川东地区党组织得到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组织系统。许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失掉关系的党员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批在民主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成倍增加。这是继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之后，川东和重庆地区党组织的第三次大发展。

　　1948年4月，重庆市工委机关报《挺进报》暴露，工委主要负责人被捕后叛变，重庆市和川东地区党组织连续遭到重大破坏，所属党组织大部分解体。

　　从上述中川东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组织不是突然出现的另一个组织，而是南方局时期川东党组织的继续和发展。其中，廖志高于1940年任南方局委员，杨述、荣高棠、许立群先后任南方局青委书记或青委成员，林蒙、李莫止、王致中等曾是南方局工作人员。“表一1937年10月至1949年11月市级党组织领导机构成员名录”中，重庆市委领导人都是抗战时期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川东地下党人（叛徒除外），彭咏梧、王璞在上下川东武装起义中牺牲，许建业、胡其芬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

表一：1937年10月至1949年11月市级党组织领导机构成员名录

　　由于南方局驻地重庆，川东党组织直接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所受教育和影响比其他省区市更多。

　　廖志高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重建、发展、巩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情况（1937年12月至1943年9月）》一文中记叙：“四川党是中央派我们去重新建立的。先后在中央和长江局（很短时间，不到半年）、南方局的领导下，特别是南方局成立以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长期亲自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发展和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取得了重大成绩……恩来同志和孔原同志对我们帮助很大，所有在四川坚持了我党地下斗争的同志，对配合党扩大解放区的斗争是做了一定贡献的。”川东党组织重建以后，“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四川党一定要建立成秘密的党、警惕国民党突然叛变的指示……我们一边大量发展党员，一边及时地进行教育。”“我们在重庆，对新党员的教育有个有利条件，就是先是长江局后是南方局驻在地重庆，也办有训练班，帮助我们训练了一些同志。”廖志高回忆，从1939年南方局成立至他调离川东特委，南方局每年都要检查川东特委的工作，并给予指示。

　　可见，川东地区党组织是南方局时期川东党组织的继续和发展，川东地下党的共产党人也是在南方局直接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档案《牺牲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和息烽监狱的烈士简历、名单》分析

　　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所藏档案《牺牲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和息烽监狱的烈士简历、名单》记载：

　　第一，档案记载烈士共297名，其中党员171人，革命志士126人，党员占总数的57.57%；

　　第二，第二，171名党员中，1925年至1945年入党的有85名，占全部牺牲烈士总数的28.6%；

　　第三，组织关系属于南方局的7人，川东、川康党组织76人，江苏1人，湖北1人；

　　第四，1946年入党的有61人，占全部牺牲烈士总数20.54%。未标记入党时间的有25人，占总数的8.42%。

表二：1925年至1945年入党的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和息烽监狱的英烈名单

　　从档案记载可以看出：85名1925年至1945年入党的烈士及没有入党时间记录的部分革命英烈都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时期的革命实践；他们都隶属于南方局领导下川东、川康各级党组织，当中甚至有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同志，如张露萍电台小组7人，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学运和统战工作的张孟晋；这85名烈士中有部分从事秘密交通工作，据廖志高回忆，林蒙曾为南方局领导同志建立秘密撤退站。

　　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1921—1949）》记载，当时南方局与川康、川东特委在干部使用上有交叉。以川东党组织为例，廖志高1938年12月至1943年3月任川东特委（后为上川东特委）书记；杨述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任川东特委青委书记；荣高棠1939年9月至1941年1月继任川东特委青委书记。川东特委领导下的市一级党组织中，李莫止、罗清、陈野苹、李亚群、张黎群、王致中等都先后在南方局任职或工作过。

　　另外，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青年组撰写的《南方局领导下的青年工作（1939.1—1947.2）》中写道：“南方局青委在重庆地区还直接联系了一些基层组织，迄止1939年底，沙磁区建立了中大、重大、炼钢厂、炼油厂等十六个支部，约有党员一百五十人。北碚特区以复旦大学力量为最强，约有党员五六十人。与南方局青委有联系的还有江津白沙的女师学院、重庆女师、乐山武大、宜宾同济大学、三台东北大学以及遵义等地的大、中学校。”例如，1949年11月28日牺牲在重庆大坪的王朴，1938年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曾在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周力行等领导下工作。在复旦大学期间，王朴积极参加南方局青委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活动，被选为报社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章还写道：“南方局青委从1939年4月开始，接连办了几期短期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的都是入党不久的青年党员。”

　　为适应国共关系逆转的新形势，南方局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培训，举办了许多培训班，川东党组织许多共产党人接受了培训。如时任省万师总支书记的彭咏梧，由川东特委万县中心县委送至南方局党员培训班培训，学习结束后，任川东特委云阳县委书记，后调重庆市委任第一委员。又如南方局委员、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到万县龙驹坝检查农村建党工作，为龙驹区委党员干部培训班讲课。

　　综上所述，由于南方局驻地重庆，川东地下党组织深受南方局教育培养，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及其所代表的抗战以来在南方局领导下的川东、川康地区共产党人，本身就是南方局领导下革命实践的亲历者，他们就是红岩精神的直接实践者；1946年后入党的川东地下党共产党人深受前辈的教育和影响，是红岩精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他们同样是红岩精神的实践者。